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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力量守护非遗瑰宝

　　一部良法，推动一项事业行稳致远。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施行，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蓬勃发展保驾护航，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在建章立制中打牢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核心，以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主要支撑，符合国际规则，较为完备的非遗法律制度体系。

　　各级人大、政府积极推进非遗相关立法，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医药法；国务院修改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有关部门印发一系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内容涵盖非遗调查、代表性传承人认定、资金管理、生产性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等诸多方面。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非遗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就保护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非遗项目专门立法，如云南楚雄彝族医药、吉林延边朝鲜族文化、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等，都有了专项地方性法规保护。一些地方探索推进协同立法，四川省、重庆市协同制定川剧保护传承条例。我国还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条约。

　　文化繁荣呼唤高质量的文化法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了“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等改革任务。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已有13年的时间，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新形势新任务对文化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在执法检查中，许多地方和单位都提出，要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修法进程。

　　“近年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布局中更加凸显，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亟待上升为法律规范，以进一步适应非遗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莫曲布嫫说。

　　此次执法检查发现，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水平有待提升，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尚不够完善。有的非遗代表性项目认定标准过于宽泛，门类划分不尽科学，存在一定泛非遗化现象。一些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在认定时存在导向不鲜明、条件不清晰等问题。

　　针对实践中的问题，一些地方建议在修法中完善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广东等地提出，建议构建科学合理的非遗代表性项目门类体系，进一步明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标准。吉林等地提出，建议明确对代表性传承人履行义务与责任的情况实行审核评估，落实动态管理机制。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具体来说，是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区域性整体保护。目前，文化和旅游部已批准设立了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全国有210多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山东、云南等地建议，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好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

　　目前，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起草法律草案。检查组指出，要认真总结经验，突出问题导向，围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进一步增强法律的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梅亦认为，修法应注重完善五项制度：非遗传承制度、非遗合理开发利用制度、非遗监督管理体制、“非遗+”融合发展机制、非遗保护传承奖助机制与责任追究机制。她表示，要通过完善非遗法律制度，推动非遗全面有效保护，传承活力明显增强，工作制度更加完善，传承体系更加健全，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它的存续力取决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当代实践。”巴莫曲布嫫说，“在修法过程中，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让更多的社区、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参与进来，广泛地吸纳他们的意见，回应广大民众和各利益攸关方的重大关切，让这部法律更聚民心、更接地气、更有温度。”